雕刻玻璃制作特点与用途

诸多学者之所以对议行合一原则多有批评，都是因为他们将权力的分工与分权搞混了，以为议行合一就是反对权力的分工。

从根本上来说，附款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前答复法律效力的发生机理存有差异。[121] 依据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一系列与行政处分法律效力有关的规则同样适用于类似行政事前答复的保证，这其实是对保证行政处分性质的间接承认。

实践中，这集中表现在公开化程序要求、以及 拘束力获得实体效果： （1）行政事前答复的公开化。并且，可尝试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种类，与具体行政行为体系中的其他型式化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并列处理。又如，在海关法上，参见张红：《有关海关裁定行为的理论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尽管早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暂时性行政处分实质上应具有拘束其他机关与个人之效果，此种拘束效果视为具有存续力或公定力，在解释上应仍有其意义。但是，一旦其因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便开始向制度化形式迈进。

修订后的《海关法》第43条规定：海关可以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提出的书面申请，对拟作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预先作出商品归类等行政裁定。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以及被戴维斯（K.C.Davis）反复批判的禁止授权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的退位，[16]行政立法在实用主义者的教条下获得了应有的正当性，它作为国会立法的替代品，从上世纪末直至今日，一直都在为规范主义的再次兴旺搭建舞台。[97]因此，将行政事前答复理解为抽象行政行为，可能与当下主流认识并不契合。

[40] 参见注36 ，James P.Holden Michael S.Novey文，第338页。[94]类似的认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也并不鲜见。其二，在一般性法律制度上，日本内阁在平成13年3月27日（公元2002年3月27日）颁布实施了《关于由行政机关进行法令适用程序事前确认程序的引进》，对回答做了初步规范，成为行政机关进行回答的指针。（一）咨询或者询问：我国行政事前答复的非正式阶段 我国早期的行政事前答复是行政两造的自觉行为，充满了经验主义色彩，十分随意，几乎欠缺了现代行政法所要求的所有正当性装置。

本文认为，结合我国目前状况，可以尝试在税务、海关、证券、环境、建筑工程等复杂程度较高的领域中对其予以实施。行政相对人按照行政事前答复内容所作出的若干行为，是否由于与行政事前答复的契合程度而遭到合法与违法的法律评价，是后续法律评价行为所带来的拘束力问题，而不是行政事前答复本身。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日趋明显的当下，过分执着于行政事前答复的个案身份已经毫无意义。其二，与抽象行政行为所具有的适用对象不确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不同，行政事前答复的效力仅对于相对人，[106]不可反复适用，或者说，其不具有先例（Precedential）效力。[84]而且，不惟如此，立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性文本。并且，颇有意味的是，它还将与私人信件裁定（letter rulings）十分类似的技术建议备忘录（technical advice memoranda）也纳入了《信息自由法》的调整范围。

实践中，有如税收裁定（revenue rulings）、公共裁定（public rulings）、私人信件裁定（private letter rulings）、信件裁定（letter rulings）、私人裁定（private rulings）、事先裁定（advance rulings）等等。譬如，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公布的《税务预先核实作业要点》第8点规定：依预先核释程序做成之核释，其效力与财政部解释函令同。[49]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要以一种类似于行政事前答复的方式，课予自己未来为特定公法上之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74] 万曙春：《海关行政裁定的行为性质辨析》，《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22页。

[103]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89]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4页。深圳海关自1993年3月便已在其关区实施了《商品税号预归类试行办法》。

[48]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8条第（1）项规定：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以后作出特定行政行为或不作为的许诺，需要有书面方式方位有效。[39]因此，它还有一个别名，被称为非正式建议（informal advice）。因此，行政事前答复与附款行政行为之间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度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相对人的救济权，这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处理态度恰恰相反，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108] 我国具体行政行为与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的内涵相当。公开行政事前答复是现阶段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

现阶段，其非但已经在海关行政法上搭建了基本健全的法律体系，而且在税务行政法上也已有各类制度化的尝试。2000年修订的《海关法》正式创建了海关行政裁定制度，同时，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曾试图创建税收事先裁定制度。

并且，可尝试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种类，与具体行政行为体系中的其他型式化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并列处理。其二，规定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资质。

[68] 参见注36 ，James P.Holden Michael S.Novey文，第346页。[31] Kenneth Culp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2d ed., vol.1, San Diego,1978, p.14. [32] 同注13，第229页。

对此，持肯定看法的人认为，基于宪法上平等原则的考量，应当承认行政事前答复对第三人的拘束力。但是，一旦其因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便开始向制度化形式迈进。又如，在Xerox Corporation v.United State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说：尽管信件裁定（letter rulings）没有先例效力，但它意义重大，一般来说，它能够明确税务服务部门所持的立场，并能够说明哪些是美国国税局最为青睐的基本认识。它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一项与公众直接接触的新型行政措施。

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用以解决上述法律不确定性（Uncertainty）弊端的方法，大致存有两种： 其一，崇尚法律理性主义，继续沿用成文规则方式细化行政立法中的不确定概念。尤其是行政事前答复，作为一项成熟的域外制度，为什么在我国却出现了规则上的变种，[11]甚至在其制度化进程中还一度受阻？[12]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尚未从根本上予以回应。

其三，要求对行政事前答复进行事后公开。譬如，以税收事先裁定为例，目前国际上公开税收事先裁定的国家占大多数。

[75] 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二）》，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但是，与日本不同，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承认税收事先裁定具有法律效力。

[39] 参见注36，Gerald G. Portney 文，第752页。因此，国会在197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的第6110节规定，任何裁决、决议书（determination letter）、技术建议备忘录（technical advice memoranda）的文本、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文档，都需要向公众公开，以接受监督，[59]而这当然也包括行政事前答复在内。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行政事前答复在税法上的制度布置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这和海关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德国法上，这一变化最先表现在11年之后的《行政程序法》草案中。

而且，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它的重要性便在建筑法、税法、环境法、公务员法、海关法等多个部门行政法上日益得到体现，它开始作为一种公法现象，为比较法上的学者们加以观察和研究。譬如，以美国为例，在立法上，尽管私人信件裁定（letter rulings）必须公开，但是，公开并不意味着可以作为先例加以引用。

[87]尽管在立法文本上预先核释行为是一种行政规则，但实际上，就预先核释之法律性质及我国行政争诉制度之设计以观，似乎将预先核释定性为行政处分是较为妥适的。2001年海关总署颁布实施的《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海关作出的行政裁定自公布之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统一适用。

[64]类似的态度，在德国也并不鲜见，有研究者指出：德国联邦财政法院1987年10月29日判决、1989年12月13日判决、1992年10月9日判决，对于税务承诺行为是否具有拘束力，容或有不同看法。[100] 参见程明修：《论暂时性行政处分与行政程序法之修法建议》，《东吴法律学报》2014年第1期，第57页。